現在，入世十年的中國銀行業儼然貼著歷史頂峰期的標簽，逾百萬億資產總額，1%左右的不良率、近萬億的稅后利潤。

　　當年高喊“狼來了”的那只“狼”，由于水土不服，40家中國外資法人機構的資產總額達1.74萬億元（截止2010年末），在銀行業總資產占比僅1.85%，35家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

　　但這并不足以證明中國銀行業已經完成現代一流國際金融機構的嬗變，其尚未經過一個完整經濟周期的考驗，厐大的銀行業資產如何跑贏風險等仍是未知數。

　　囿于有限制的開放，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速度總體慢于預期；利率和產品管制也抑制了外資銀行的創新和競爭優勢；就像一艘航母駛進小湖泊，縱然武藝高強，卻無足夠騰挪空間。

　　在“對外資銀行開放、國有商業銀行股改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走出去”的三個入世階段，中國銀行業得到的實惠是“少走彎路，學會如何建立并管理現代商業銀行的方法”，但其為此付出的學費也不菲，迄今為止，還在受“銀行賤賣論”的困擾。

　　而秉承審時度勢、不恥下問的姿態，中國銀行業仍然需要向外資銀行學習如何“把銀行做成真正的銀行”。學會的那一天，或許是中國銀行家真正誕生之日。

　　“狼”的經驗與教訓

　　外資銀行終究沒有變成“狼”，至少現在沒有。2005至2007年末，外資行資產總額在全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中的占比分別為1.91%、2.11%和2.38%。持續增長的占比多少凸現了外資行的“狼性”。

　　2006年12月份，根據WTO準入協議，中國向外資銀行開放了人民幣零售銀行市場。但受累于金融危機，以2009年為例，國內全年新增貸款10萬億背景下，外資行新增貸款僅18億。加之巨虧的理財產品令外資銀行在中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聲譽危機。曾經流失的一些高端個人客戶，包括人才，紛紛開始回流中資銀行。

　　這其間，外資銀行“海外行”的私人銀行模式，及其結構性理財產品也給中資銀行上了一課。當時，中國銀行業的“私人銀行”正準備揚帆出海，欲投資國外高端市場的產品。先“落水”的“狼”阻止了中資銀行“走出去”的沖動。很幸運，在此過程中，“狼”的先行實驗給了中資行極賦價值的借鑒意義。

　　事實上，外資銀行不管出去還是進來，也會有失敗的地方。如此，中資行有的放矢的學習：不完全照搬外資行的運營模式。試想，如果外資行不進來，中資行可能很難甄別風險，這也是入世一大貢獻；甚至是中資行的最大收獲——懂得如何從盲目學習到借鑒經驗教訓。

　　當然，在中國市場表現式微的“狼”也有苦衷。一些外資行高管抱怨內地監管限制頗多，困擾其發展；包括一些業務準入、市場準入的審批，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可以用“水土不服”四個字概況；主要體現于兩點：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知其產品理念如何與中國消費者對接；此外，中國的市場環境令其不服——利率沒有市場化，價格不能競爭，即利益沒放開，外資行的一些商業行為難以施展。

　　不過，外資行對客戶資源的分層與細化管理，確值得中資行學習。譬如，外資行把內部的服務資源和客戶貢獻兩大塊有效結合起來；即其做生意的方式，尤其值得中資行去研究與學習；若在過去，中資行對客戶貢獻從不算賬。

　　顯然，WTO開放中國銀行業還是得到了實惠。如果不進入WTO，中資行恐怕連巴塞爾一二三都不知道是什么。

　　引進國際戰投的利與弊

　　入世前，中國銀行業有“兩差一不足”。盈利能力差，人均利潤0.13萬美元；資產質量差，四大行的不良資產率達25%(據1999年《財富》)；資本金不足，人均資本僅2.28萬美元。與現代銀行相距甚遠：經營手段行政化、經營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低、不良資產高企。

　　入世十年，從初期23.7萬億元（2002年末）到106萬億元（2011年10月末），中國銀行業總規模翻了4.5倍；不良率僅1%左右、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12%以上、稅后利潤近萬億。 入世對中資銀行而言，不啻是一次強制性制度變遷；也無疑利于我國融入全球金融制度，參與全球的金融資源配置。

　　而一連串的數據背后與“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引進戰略投資者”又不無關聯。一位銀監會人士曾發問：如果沒有美國銀行，中國建行H股能成功上市、A股的價格能起來嗎？

　　問題是，在此過程中，“銀行被賤賣論”四起，且至今沒有定論。作為入世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當時看，以凈資產作價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似乎并無不妥，其時，在“技術上”已經破產的中國銀行業，進行全球路演時，伸出橄欖枝的投資機構并不太多，且要求苛刻者頗多?，F在看，外資銀行掙得盆盈缽滿，銀行股權似乎有被賤賣之嫌。

　　的確，中國不同于其他國家，人口紅利因素之外，還有品牌、客戶等多重要素，何況當時已經剝離了不良資產；那時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的IPO必須引進海外戰略投資者，現在看來，一刀切的做法似有所不妥；后來監管層亦取消了該項必要條件。

　　不可否認，中資行的確從中學到很多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無論是管理水平還是業務技術都有了大幅提升，增強資本實力外，改善資本結構，提升市場認可度，順利實現海外上市等。

　　近6年來，以中國建設銀行為例，其與美銀在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信息技術應用管理以及產品創新能力建設等方面持續、廣泛地開展了合作項目和經驗分享，推動了管理專業化、精細化水平的提高；國際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逐步轉化為建行的日常經營管理行動。

　　在此過程中，中資行確實看到了國外的銀行家怎么管銀行，與其共事時，外資行傳輸中資行先進的管理理念，大到公司治理結構，小到諸如客戶挖掘，客戶貢獻和銀行資源的匹配，服務流程等。

　　而中國銀行和外資銀行交流最頻繁、最活躍的時候，恰是2004年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的那段時期，當時也是知識最豐富、思想最開放之際。比如中資行大批高級和中級管理人員被派至美國學習，而國外的銀行家頻頻造訪中國交流。這十年，是中外銀行家交流最密切的十年，中資銀行高級管理人員親身感受到了現代商業銀行的一種現代管理制度與模式。

　　對于建立現代銀行，經歷了兩大活躍期。第一大活躍是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思想上很開通；2004年至2006年是進入實際操作階段的第二個大活躍期；亦是最完整、最開放，最有效率的改革階段：中資要真正“操練”，比如銀行的治理結構究竟怎樣？以及先進理念、經驗、技術如何植入中資行？包括三權制衡等；這或多或少使得中國的銀行業經理人由內部人逐漸轉向外部人，雖然沒有全部實現透明，但在逐漸形成透明化。

　　由官商到職業銀行家

　　不言而喻，中外銀行家也是在最近十年間廣泛進行交流。國外職業銀行家給了半官半商的中國銀行家很多的學習機會與思考經驗，為其步向一個現代的職業銀行家打下基礎，換言之，中國現代職業銀行家的起步正是從此開始。

　　但不同于國外的職業銀行家，中國銀行家經歷官、商、家三個階段，比如做政府官員，還能做銀行的董事長，甚至還可以做博士生導師——這才是具中國特色的銀行家；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沖突。

　　因為就算是國外的職業銀行家到中國來，其首先要拜訪的是政府官員，其次是銀行領導，最后才開始做生意。其實，銀行家職業化并非角色的職業化，而是其本身職業指引所界定的職業化，比如說某人當行長，便按照行長的職業和法律行事，若做銀監會官員，就應該按監管的法律職業要求來做。

　　不過，在學習西方職業銀行家的過程中，的確有些能學，有些則學不來。如國外職業銀行家的天性與生存環境，中國銀行業就無法學。像歐美人骨子里生出來就有契約精神。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中國職業銀行家的成長。

　　與此同時，中資行還沒有完全學會在激烈的價格競爭環境下如何做生意；比如不管是個人還是企業客戶，國外職業銀行家都是按照對不同客戶的貢獻度進行價格協調；包括他們怎樣按照風險機制定價，何種產品屬于何等的風險層級，處于怎樣的利率水平等等；這些做生意的“技巧”，我們至今可能還沒有一一學會。

　　某種意義上，中國銀行家的商業自由空間太小，往往是管理控制能力強于其經營能力。其實，最大的挑戰還是在價格充分競爭的條件下，銀行能穩定發展。如此意味著必須面對兩個問題：學會做生意；解決人口紅利、勞動力價格偏低問題之后；他才是一個職業銀行家。

　　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出身的銀行家是個過渡；那么，60年代的銀行家成長之后，其受過的法制教育，以及比過去優越的成長環境或許決定，現代銀行家出于這一代。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國際金融形勢也無時不在變化，現在一些國際金融機構欲通過資本市場來“作用”于中國銀行業；而如何從傳統銀行業務的風險防范內涵擴大至防范資本市場、匯率市場的大型系統風險，這可能是我們銀行家的“短板”，他們還需要不斷去學習。

　　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現代銀行家應該面臨的生存狀態：銀行經營商業化、環境市場化、管理職業化。中外銀行家比較后，便知道差距有多大。

　　中國銀行業如何全球化？

　　至于入世的第三個階段 “走出去”，即中國銀行業如何全球化的問題，則需全盤考量。

　　其實WTO是一個互相交融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遇到金融危機這個點。正如我們看到，金融危機以后，昭示銀行仍然要回歸傳統的規律，杠桿和投行業務過多，難以防范風險。而金融危機之前，中國銀行正準備大步“走出去”，并大談私人銀行，到國外發展機構等，似乎中國向美國銀行開放，美國也需向中國開放。

　　所以，外資銀行的教訓讓中資銀行又回到主流銀行業。所謂主流銀行業務，并非去美國發展新客戶，因其市場已經飽合；而是與時俱進，跟隨全球企業客戶到國外去發展；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的契機，重構國際化戰略。

　　事實上，經濟全球化、人民幣國際化要求中國銀行必須“走出去”。不過，創造條件中國銀行才能“走出去”，其前提是，有序、有力、有效地“走出去”。

　　現在，企業與居民都“走出去”了，必然要求提供配套金融服務的銀行業也“走出去”；另外，人民幣國際化趨勢也要求中國銀行業發揮主渠道的作用，像快速推進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以及市場需求不斷擴大的人民幣跨境投資，人民幣跨境融資等，都要求中國銀行業能夠“走出去”。

　　數據顯示，截止2011年9月末，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量達1971億元；而未來人民幣境外市場的發展，更需要我國的銀行業建立一個國際化的經營體系。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目前中國銀行的海外業務局限性較大，其海外布局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門，以及像新加坡等一些文化背景跟中國比較接近的地區，只有很少的機構分散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另外，我國五大銀行海外業務收入的平均占比僅6%左右；而歐美同業的海外業務的收入占比達到35%以上；不言而喻，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才能適應市場變化和客戶的需求。

　　因此，入世十年，中國銀行業的“走出去”應該有序、有力、有效，而非盲從。序是戰略部署和戰略布局，力是實力和能力，效是效率和效益。